国民素质。

要表彰乡贤，树立道德模范，用榜样的力量引导社会风气。

要重视礼乐的作用，通过祭祀、朝会、乡饮酒礼等仪式，强化等级秩序，培养恭敬之心。

要利用戏曲、说唱、乡约等民间形式，将儒家伦理道德潜移默化地融入百姓生活。

他认为，教化之功，虽不如坚船利炮立竿见影。

却能从根本上塑造国民性格，凝聚国家认同，其利在千秋。

关于“实功”。

这部分是方进发挥的重点，也是他巧妙融入自己改革思路的关键。

他将“实功”定义为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功业。

他首先强调了“农为邦本”，提出要继续重视农业生产，兴修水利，推广良种，减轻赋税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计。

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。

紧接着，他笔锋一转，开始论述“工商”对于“富民强国”的重要性。

他没有首接挑战“重农抑商”的国策。

而是引述《管子》等古籍中关于“通商惠工”的思想。

论证道，农为本，工商为末，然本末相依，缺一不可。

适度的工商发展，可以流通货物，繁荣经济，增加就业，也能为国家提供新的财源。

他建议，对于不涉及国计民生根本的普通商品贸易，可以适当放宽限制。

对于海外贸易，他再次祭出了那套经过精心包装的“市舶”理论。

他将其描述为“效仿前朝良法，于沿海要津设司，酌情允准番舶互市”。

并强调其目的在于“宣扬国威，怀柔远人，兼取关税之利，以充国用”。

绝口不提民间出海。

同时，他也强调必须“严定章程，加强管理，杜绝走私，防范奸宄”。

将风险控制放在了重要位置。

在论述财政问题时，他再次巧妙地融入了“一条鞭法”的思路。

他将其表述为“为政以简，利民为要”。

建议“清查田亩，核定税则，归并役赋，一体征银”。

并引经据典，论证此举可以“省征收之烦扰，杜胥吏之舞弊，均百姓之负担，裕国家之财政”。

他将其描绘成一项利国利民、传承古制的“善政”，而非颠覆性的改革。

在“安攘内外”方面。

他强调内安为本，攘外为辅。

提出要优先解决内部矛盾，如流民安置、吏治腐败等。

对于边患，他主张“恩威并施，剿抚并用”。

既要加强边防建设，提升军备。

也要通过互市、册封等手段，安抚周边部族，减少冲突。

他认为，强大的国力、安定的民生，才是维护边疆安宁最可靠的保障。

整篇策论，方进旁征博引，结构宏大，逻辑严谨。

既有对儒家经典的深刻阐释，又有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。

既展现了高远的政治理想，又提出了具体务实的改革建议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表达方式上极尽圆融。

用最恭敬的语气，最符合儒家道统的语言，包裹着最具有冲击力的改革内核。

他将一切改革都描绘成“效法古制”、“完善旧法”、“辅佐圣明”、“利国利民”的善举。

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。

他知道，这篇策论，或许在某些保守派看来依然“出格”。

但对于那位渴望中兴、又需要顾及各方平衡的皇帝陛下。

以及那些真正心怀社稷、寻求良策的开明派官员来说。

这很可能是一份恰到好处、既能展现才华又不失稳妥的“完美答卷”！

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放下那支沉甸甸的御笔时。

天色己经大亮。

方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只觉得浑身虚脱，但精神却异常亢奋。

他仔细地将墨迹吹干，又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，确认没有任何疏漏和忌讳之处。

他知道，自己己经在这场金銮殿上的对决中，倾尽了全力。

他将自己的智慧、胆识和对这个时代的理解，都凝聚在了这篇策论之中。

剩下的，便是等待最终的裁决。

等待那位九五之尊，用他手中的朱笔。

为自己这十数年的寒窗苦读，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。

或是遗憾，或是圆满。

但无论结果如何，方进都己无憾。

他相信，自己的这番心血，不会白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