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最后的备考之中。

他不再像之前那样，还需要分心去了解基础的典章制度或历史脉络。

经过三年的积累，他的知识储备己经相当丰厚。

他现在的重点，是拔高和深化。

他反复研读历科会试的题目和范文，尤其是那些被点为“经魁”（会试前五名）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文章。

他仔细揣摩这些文章的立意、结构、论证方式和语言风格，分析其为何能得到考官的青睐。

他发现，能够在这种最高级别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文章，无一不是既有深厚的经义功底，又有开阔的政治视野。

既能引经据典，论述严谨，又能切中时弊，提出独到的见解。

既要文采斐然，气势磅礴，又要措辞得当，避免触犯忌讳。

这其中的分寸拿捏，极其考验考生的功力。

方进也将自己之前撰写的那些关于吏治、财政、边防、漕运、海禁等问题的策论草稿，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打磨。

他结合最新的邸报信息和自己对朝政局势的判断，力求让自己的观点更加成熟、更加周全、也更具可行性。

他尤其对那篇关于“开海通商”的策论，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。

他知道这个观点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，必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。

他搜集了更多关于前朝和本朝市舶司的资料，研究了海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，试图构建一套更完整、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，并预想了可能遭到的反驳以及应对之策。

他知道，这篇策论，很可能会成为他会试中的“杀手锏”，但也可能成为引来攻讦的“导火索”。

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

而周文轩依旧是方进最佳的学伴和听众。

两人常常在灯下，就某个策论观点进行激烈的辩论。

周文轩虽然思想相对保守一些，但他学问扎实，逻辑严谨，常常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质疑，帮助方进完善自己的论证。

“方兄，你这‘开海通商’之策，固然能富国裕民，但倭寇之患未靖，若贸然开放，岂非引狼入室，让外夷窥伺我中华腹地？”周文轩忧心忡忡地提出疑问。

方进则从容不迫地反驳：“周兄此虑，不无道理。”

“然则，倭患之根源，恰恰在于海禁过严，民无生路，铤而走险。”

“所谓‘假倭’十之八九，真倭不过一二。”

“若开海禁，设市舶，寓管理于通商之中，则沿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走私之徒无利可图，‘假倭’自消。”

“至于真倭，则当以强兵靖海，严厉打击。堵不如疏，因势利导，方为上策。”

“况且，海外贸易之利，岂止富民？更可沟通万国，互通有无，扬我国威。”

“闭关锁国，固步自封，终非长久之计。”

他引经据典，结合实例，将开放海禁的利弊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。

让周文轩也不得不点头称是，只是依旧对其可行性和风险表示担忧。

除了学问上的准备，方进也开始有意识地为进入京城后的社交做准备。

他知道，京城是权力的中心，人脉关系错综复杂。

他一个外地来的举人，要想在这里立足，光靠才学是不够的。

他仔细研究了陈老教谕赠送的那份京城地图，了解了各大衙门、重要人物府邸的位置。

他通过周文轩和他岳父的人脉，搜集了一些关于京城主要官员、派系以及近期朝政热点的信息。

他还特意练习了京城的官话，力求在与人交谈时不显得土气和生疏。

他还准备了几份不同规格的“拜师礼”和“同年礼”。

他知道，拜谒座师李侍郎和主考官陈侍郎是必须的礼数。

与其他有潜力的同年举人建立良好关系，也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这些“人情投资”，他现在己经能够坦然面对，并将其视为必要的策略。

当然，他也时刻保持着警惕。

他知道京城水深，人心叵测。

他告诫自己，要谨言慎行，不轻易站队，不卷入是非，一切以顺利通过会试为首要目标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，当船只驶入通州地界，看到那熟悉的、象征着帝国心脏的京城轮廓线再次出现在眼前时，方进的心情无比复杂。

既有近乡情怯般的激动，也有对未来挑战的凝重，更有对自己实力的无比自信！

三年前，他只是一个刚刚考中秀才、对未来充满憧憬但